420
第二十九章 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的关系
“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并非只是经验之说，而是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基础。
这主要是源于中等收入阶段同低收入阶段相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出现
了深刻变化，为此需要进入中等收入的社会（国家或地区）进行必要的转型，才
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否则，如果转型不成功，那么其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受阻。本
章主要讨论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的有关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否同
“中等收入陷阱”有内在的关系，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重要问题。
第一节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其现象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主要来自一些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
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现象。这种现象，如同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便掉进了“陷阱”一样而无法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
具体地看，“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源于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
经历。如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及巴西等国家，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
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的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至今这些国家中的多数，依然处于经济增长低迷、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状态，尚
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和数据显示，到 2020 年时智利
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然而墨西哥、阿根廷及巴西这三个国家仍然没有成为
高收入国家，即还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之列。
①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能否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已经成为重大的现实问
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按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19 年中国人均国
民收入（GNI）为 10204 美元，阿根廷为 12177 美元，墨西哥为 9542 美元，巴西
为 8407 美元，这表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了墨西哥和巴西，但是仍低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cn/?locations=XD-XT。
421
于阿根廷。
②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要经历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收入等不
同的发展阶段。然而，国际经验表明，并非所有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都能够顺利
地发展为高收入国家，而是的确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如拉美主要国
家所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用“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可以形象的比喻在通往高
收入国家的道路上，一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中等收入阶段长期停滞，如同陷
入“陷阱”而无法前行的状态。
但是，经济理论与实践经验都没有表明“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每个国家
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或者说，并不是每个国家的发展历程都必然要经历“中
等收入陷阱”。例如，美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就没有出现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的情况。因此，深入分析相关国际经验，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实践经验表明在从中等收入到高收
入的实现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是必经阶段。或者说，能否适时而成功
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至关重要
的因素。例如，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情况表明，以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为
原动力实现经济及时转型，是顺利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要素。
然而，在人口老龄化方面，西方的高收入国家是“先富后老”的，而目前
的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却已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此，中国是
“未富先老”，这与当今的主要发达国家不同。可见，中国的国情有其自身的特
殊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别国的经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否成为中国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的。
二、拉美国家的情况
纵观拉美国家自 20 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此阶段主要采取原材料和
初级产品出口的模式。如依靠引进大量的外资建设港口、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
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时期，此阶段主要采取进口替代模
式。在这一时期，外国的直接投资对推动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
②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api.worldbank.org/v2/zh/indicator/NY.GNP.PCAP.KD?downloadformat=excel。
422
作用。然而在经历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后，拉美国家逐步改变以初
级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而实行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保护民族
工业为特点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进口替代是指用本国产品来替代
进口品，或者是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模式。拉美国家
的这种进口替代模式维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在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模
式期间，拉美国家曾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70 年代期间实现了经济增长较快增长。1965-1973 年期间，拉美国家的经济年均
增长率为 6.5%，1973-1980 年为 5%，均高于同期的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
也高于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长期
依靠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与进口替代的模式不相匹配，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经
济结构失衡。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时期，此阶段主要采取经济改革和外向发
展模式。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已显现不足。1980 年
后迎来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其经济景象是：国有企业大规模亏损，政府外债负
担沉重，并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趋于停滞。90 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大
力推行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其措施包括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贸易
的自由化，开放资本市场，以及减少政府干预等。然而，在拉美国家的市场化改
革过程中，社会财富高度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图 29-1 1960-2020 年拉美四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水平）
注：按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数据库 2021：
https://api.worldbank.org/v2/zh/indicator/NY.GNP.PCAP.KD?downloadformat=e
xcel。
423
图 29-1 是 1960-2020 年期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拉美四国的人均
国民收入（GNI）水平的数据图。其中图中的上下两条水平线分别是高收入标准
线和中高收入标准线。从图 29-1 可以看到，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是
长期处于两条水平线之间的。其中墨西哥和巴西两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两条水平之间徘徊。智利和阿根廷曾在近几年达到过
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但是 2020 年的数据显示这两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
下降至高收入国家标准水平下以下。图 29-1 展示的情况表明这四个拉美国家仍
然没有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
图 29-2 至图 29-5 是关于这四个拉美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度增长率的数
据曲线。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年度增长率均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而且均出现过多次的负增长的情况。这些数据图表明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在
此期间是非常不稳定的。
图 29-2 1961-2020 年墨西哥人均 GNI 年度增长率（按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数据来源：同表 29-1。
墨西哥
6.8
-9.1
8.0
-12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424
图 29-3 1961-2020 年智利人均 GNI 年度增长率（按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数据来源：同表 29-1。
图 29-4 1961-2020 年阿根廷人均 GNI 年度增长率（按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数据来源：同表 29-1。
图 29-5 1971-2020 年巴西人均 GNI 年度增长率（按 2010 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数据来源：同表 29-1。
智利
-20
-15
-10
-5
0
5
10
1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阿根廷
-14.1
16.5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巴西
-11.9
11.1
10.9
1.6
3.2
-15
-10
-5
0
5
10
1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425
第二节 美国和日本的经验
一、美国的经验
19 世纪上半叶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内战结束的 60 年间，美国实现了
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大国。根据麦迪逊数据（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按 1990 年美元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并以
世界银行的标准衡量，1870 年前后的美国人均 GDP 水平就已经达到了中上等收
入国家的标准。到 1929 年前后，美国人均 GDP 水平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然而，
美国并没有按趋势在 1930 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国家，而是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由
此，美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进程至少延迟了约 10 年。直到 1941 年，按人均 GDP
水平，美国先于英德等西方国家而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图 29-6 表现的是
1910-2008 年美国人均 GDP 水平的数据。
图 29-6 1910-2008 年美国人均 GDP 水平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
数据来源：麦迪逊数据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1．大萧条是美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值得思考的是，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的时间正好是美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
之列的当口，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也曾出现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对
此问题的回答是复杂的，这里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但是，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426
问题。一个有关的重要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
关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成因一直众说纷纭。从有关资料所反映出当时美国经
济中的主要现象是，大规模借贷行为下的超前消费与经济产出之间关系失衡的矛
盾。1920 年后美国进入一个繁荣的时代，被称为“新时代”。当时的美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时代潮流。消费需求旺盛
而刺激了投资快速增长。在旺盛需求的作用下，大规模的广告促销与分期付款赊
销方式导致广泛的超前消费行为出现。而消费者“先花未来钱”的做法潜存着非
常大的风险。如果迅速扩张的资本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消费者不能及时付
清赊销款，巨大的投资规模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陷于巨大的危机。
曾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认为：是当时美国兴起了消费借贷所致，持
续性的借款终使美国人个人债务日增而导致大萧条。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市
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出由政府采取扩张性财
政策略来刺激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后来以需求管理为主导的政府经济
政策的理论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则认为是当时美国政府在大萧条
前对经济做了很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对银行的管制，使银行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
反应，在通货紧缩下导致大萧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成因与美国经济中的消费、生产及金
融彼此间关系失衡有关。凯恩斯把其原因归结为总需求的减少，这只是强调导致
大萧条发生的最后性因素。事实上，在总需求减少之前是总需求过旺，而正是由
于脱离了实际收入增长为基础的总需求过旺难以持续，而最终导致总需求随后大
落的结果。简而言之，是“大起”而导致“大落”。凯恩斯关于刺激需求以刺激
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主张，是恢复经济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对经济衰退原因的解
释。
2．以产业结构变化为特征的美国经济转型
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可大体看到美国经济转型的阶段性。表 29-1 是
不同时期美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情况。可以看到，在 1869-1928 年期间，美国第一
产业比重从 20.5%左右，降低到 10.5%左右，即用近 60 年的时间，第一产业比重
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然而在 1928-1948 年约 20 年的时间里，第一产业比重基本
维持在 9%-11% 的范围内，没出呈现较大的变化。然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
427
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3.8%左右。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1%左
右。可见，在 10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第一产业比重经历了连续的下降，没
有出现过一定时期内的反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 21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
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出现缓慢阶段。
表 29-1 不同时期的美国产业结构（%）
期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869-1879 20.5 21.1 58.4
1919-1928 10.5 28.8 60.7
1939-1948 9.2 33.6 57.2
1959-1968 3.8 34.7 61.5
2000-2008 1.0 22.0 77.0
图 29-7 至图 29-9 展现的是 1869-2008 年期间，即跨越了约 140 年的美国
三次产业比重变化的曲线图。这里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电
子轻工业、能源业及油气业、制造业及建筑业等产业，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
贸易及服务业等产业。
从图 29-7 可以看到，在 1869-1879 年期间，美国第一产业比重在 20.5%左
右；1919-1928 年期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10.5%左右；1938-1949 年期间，第
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9.2%左右；；1959-1968 年期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3.8%
左右；2000-2008 年期间，第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1%左右。可见，大约在 1930 年
以前 60 年的时间里，美国第一产业比重经历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下降约 10 个百
分点。然而在 1930-1950 年期间，美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趋缓，仅下降 1.3 个百
分点。而在 1950-1970 年期间，美国第一产业比重再次出现明显降低，下降约 5.4
个百分点。进入 21 世纪后稳定在 1%左右。
428
图 29-7 1869-2008 年各期间美国第一产业比重曲线（%）
图 29-8 是 1869-2008 年期间美国第二产业比重变化的曲线图。可以看到，
在 1869-1879 年期间，美国第二产业比重在 21.1%左右；1919-1928 年期间，第
二产业比重上升到 28.8%左右；1938-1949 年期间，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 33.6%
左右；1959-1968 年期间，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 34.7%左右；2000-2008 年期间，
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 22%左右。可见，大约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第二
产业比重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态势，在 1869-1968 年约 100 年的时间里，其第二
产业比重提高约 13.6 个百分点。然而，在 1970 年以后，美国第二产业比重出现
下降趋势，到 2000-2008 年期间，美国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 22%左右。
图 29-8 1869-2008 年各期间美国第二产业比重曲线（%）
1
3.8
9.2
20.5
10.5
0
5
10
15
20
25
1869-1879 1919-1928 1939-1948 1959-1968 2000-2008
22
34.7
33.6
28.8
21.1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1869-1879 1919-1928 1939-1948 1959-1968 2000-2008
429
图 29-9 是 1869-2008 年期间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变化的曲线图。可以看到，
在 1869-1879 年期间，美国第三产业比重为 58.4%左右；1919-1928 年期间，第
三产业比重上升到 60.7%左右；1938-1949 年期间，第三产业比重下降到 57.2%
左右；1959-1968 年期间，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 61.5%左右；2000-2008 年期间，
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上升到 77%左右。可见，大约在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
第三产业比重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比重水平在 58%-62%的范围内变化。
进入 1970 年以后，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出现明显上升趋势，到 2000-2008 年期间，
美国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77%左右。
图 29-9 1869-2008 年各期间美国第三产业比重曲线（%）
图 29-10 展现的是 1869-2008 年期间美国三次产业比重变化曲线放在一个
图示中的情况，由此可以全面看到此期间美国三次产业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
到，美国第一产业比重总体上是不断下降的趋势，第二产业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过程，第三产业比重表现为先稳定后上升的过程。其中一个时间转换点是 20
世纪 70 年代。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是，第一
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比重相对稳定。20 世纪 70 年代以
后，美国第一产业比重下降趋缓，第二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
升。
77
61.5
57.2
60.7
58.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869-1879 1919-1928 1939-1948 1959-1968 2000-2008
430
图 29-10 1869-2008 年各期间美国三次产业比重曲线（%）
二、日本的经验
二战后至五十年代中期，日本由统治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52
年开始，日本改变封闭经济体系而转向开放经济体系，确立了“出口第一主义”
的贸易立国国策。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先后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金
融市场实行对外开放，逐步成为一个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同时由资本密集型重
工业化增长方式向知识密集型高技术化增长方式转变。到 70 年代初，日本的重
工业所占比重居西方发达国家之首位。然而，在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同时了环境
污染，人口过度集中、城市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等问题。1971 年，日本提出《70
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而改变发展战略，将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结构”向知
识、技术密集型的“后工业化型结构”转变。1973 年开始的世界能源危机，迫使
日本加快了向节能型和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产业方向发展。到 80 年代，原油价
格居高不下迫使日本进一步使其产业结构向节能型发展。在 1979-1985 年期间日
本的 GNP 增长了 26.5%，但原油进口减少了 30.6%，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而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
总体上看，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是日本为经济起飞做准备的阶段，60 年代
为其经济起飞阶段。在那个时代，日本在个人极高储蓄率的支持下，以厂房和设
备为代表的私人投资快速扩张，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大转移保证了经济的
快速增长，而生产率的提高和外国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技术进步。这些成果极大
77.0
20.5
10.5
9.2
3.8
1.0
33.6
28.8
21.1
22.0
34.7
61.5
57.2
60.7
58.4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869-1879 1919-1928 1939-1948 1959-1968 2000-2008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431
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快速成为高收入国家。日本 1953 年人均 GDP
达到 2474 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到 1968 年达到 7983 美元，即用了
15 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之列，而没有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图 29-11 展现的是 1970-2008 年期间日本三次产业比重变化曲线的图示。
可以看到，1970-2008 年，日本第一产业比重从 6%下降到 1%；第二产业比重从
70 年代开始由上升而转为下降，即从 45%下降到 28%；第三产业比重表现为不断
上升，从 49%上升到 71%。
图 29-11 1970-2008 年日本三次产业比重曲线图（%）
五、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成功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在中等收
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实现过程，经济社会转型是必经阶段，能否适时而成功地实
现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的因
素。如果不能成功地实现转型，国家发展将很容易出现徘徊不前而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的局面。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家主要是以技术创新为原动力实现
经济及时转型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达国家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时，都尚未进入人口老
龄化，即其经济社会发展是“先富后老”。而中国是“未富先老”，这是中国特
有的国情。因此，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别于当今
6
1
45
28
49
7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970 1972 1974 1976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第一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
432
发达国家的经验。基本判断是：人口老龄化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因
素，同时也是增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拉美四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经验分析
拉美四国出现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是否与其各国的人口老龄
化情况有关？对此只需要实际考察一下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期间，四国的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情况即可得出结论。
一、四国人口老龄化情况
图 29-12 是关于 1960-2020 年期间拉美四国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的曲
线图。从图 29-12 的曲线图中可以看到，拉美四国的总体人口老龄化程度是相对
不高的。1971 年阿根廷进入人口老龄化，当年其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为
7.1%。但是其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是相对缓慢的，到 2020 年其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
口比重上升至 11.4%。中国是 2000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到 2020 年中国 65 岁
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至 12.6%，可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快于阿根廷。
图 29-12 1960-2020 年拉美四国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
1996 年智利进入人口老龄化，当年其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为 7%。然
而，同阿根廷相比较，智利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较快，到 2020 年其 65 岁及以
上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至 12.2%，即已经高于阿根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2011 年巴西进入人口老龄化，当年其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为 7%。相
对于智利和阿根廷两国，巴西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较慢，到 2020 年其 65 岁及
7.6
9.6
12.2
11.4
7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墨西哥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人口老龄化标准线
433
以上年龄人口比重上升至 9.6%。
墨西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相对最低的，只是在 2017 年才进入人口老龄化
进程，即 2017 年墨西哥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达到 7%。到 2020 年墨西哥 65
岁及以上年龄人口比重也仅上升至 7.6%。
以上的数据表明，自 1960 年以来拉美四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并不高，而且
其人口老龄化进程的速度也不快。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较大的
波动性，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拉美四国在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情
况下，经济增长依然出现很不稳定的增长，由此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并不是影响
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四国经济增长情况
从图 29-13 至图 29-16 分别是墨西哥、巴西、智利和阿根廷四国在 1961-
2020 年期间的年度 GDP 增长率的曲线图。通过这些图可以看到，四国的年度 GDP
增长率均呈现明显的非稳定的增长，并且总体增长趋势是向下的。
1．墨西哥的经济增长
图 29-13 是 1961-2020 年期间墨西哥 GDP 年度增长率曲线情况。可以看到，
在 1961-1980 年期间，墨西哥实现约 20 年的经济较快增长。在此期间，其 GDP
年度增长率均为正，并且曾出现过 11.9%和 9.7%的相对高速增长。然而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其经济曾多次出现负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率在较低水平内波动。
图 29-13 1961-2020 年墨西哥 GDP 年度增长率（%）
注：基于不变价本币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21 数据库：
https://api.worldbank.org/v2/zh/indicator/NY.GDP.MKTP.KD.ZG?downloadformat=excel。
墨西哥
2.2
6.8
5.1
9.7
11.9
-6.3
-5.3
-8.3
-10
-5
0
5
10
1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434
2．巴西的经济增长
图 29-14 是 1961-2020 年期间巴西 GDP 年度增长率曲线情况。可以看到，
巴西在 1965-1980 年期间其经济实现了相对较快增长。在此期间，其 GDP 年度增
长率均为正，并且曾出现过高达 14%的高速增长率。同样，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
代后，其经济同样曾多次出现负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率是在较低水平内的波动。
图 29-14 1961-2020 年巴西 GDP 年度增长率（%）
注：同图 29-13。
3．智利的经济增长
图 29-15 是 1961-2020 年期间智利 GDP 年度增长率曲线情况。可以看到，
智利是在 1961-1970 年期间经济实现了正向增长。然而 1971-1983 年期间，其经
济增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如在 1971 年、1972 年、1975 年和 1981 年均出
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1984-1998 年期间智利现实相对稳定且较快的经济增长。
2000 年后其经济增长再次实现了相对稳定的正向增长，但是 2008 年出现世界金
融危机而打断了其经济增长的趋势。
巴西
1.4
7.5
-4.1
14.0
-10
-5
0
5
10
1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435
图 29-15 1961-2020 年巴西 GDP 年度增长率（%）
注：同图 29-13。
4．阿根廷的经济增长
图 29-16 是 1961-2020 年期间阿根廷 GDP 年度增长率曲线情况。可以看到，
在 1961-2020 年的整个期间里，阿根廷的经济总体上一直处于较大的增长波动状
态。如在近 60 年的时间里，曾出现过 24 次的负增长。特别是进入 2012 年后，
阿根廷的年度 GDP 增长率没有超过 3%，而其有 6 年是负增长。
图 29-16 1961-2020 年巴西 GDP 年度增长率（%）
注：同图 29-16。
三、四国经济增长比较
图 29-17 是 1961-2020 年期间上述四国 GDP 年度增长率曲线在同一图中的
智利
7.2
3.7
-5.8
-12.9
11.2
-15
-10
-5
0
5
10
1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阿根廷
-7.2
9.1
10.2
10.6
8.8
-5.9
-10.9
10.1
2.8
-9.9
-15
-10
-5
0
5
10
1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436
情况。可以看到，在 1961-2020 年的整个期间里，四国 GDP 年度增长率曲线没有
显现出有趋同的趋势。由此表明四国的经济增长彼此间并无明显的关联。而共同
的特点是四国均表现出 GDP 增长率呈现了明显的波动性。在 1961-2020 年期间，
墨西哥曾出现经济负增长 9 次，巴西出现经济负增长 9 次，智利出现经济负增长
7 次，阿根廷出现经济负增长 24 次。
阿根廷的经济总体上一直处于较大的增长波动状态。如在近 60 年的时间里，
曾出现过 24 次的负增长。特别是进入 2012 年后，阿根廷的年度 GDP 增长率没有
超过 3%，而其有 6 年是负增长。
图 29-17 1961-2020 年四国 GDP 年度增长率（%）
注：同图 29-13。
表 29-2 是具体给出了拉美四国不同期间的 GDP 年均增长率的数据。从表
29-2 可以看到，在 1961-1970 年期间，巴西 GDP 年均增长率为 7.44%，是相对最
高的，阿根廷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39%，是相对最低的；在 1971-1980 年期间，
巴西 GDP 年均增长率为 8.67%，依然是相对最高的，阿根廷 GDP 年均增长率为
2.79%，依然是相对最低的；在 1981-1990 年期间，智利 GDP 年均增长率为 3.10%，
是相对最高的，阿根廷 GDP 年均增长率为-0.71%，不仅是最低而且是负增长；在
1991-2000 年期间，智利 GDP 年均增长率为 6.30%，是相对最高的，巴西 GDP 年
均增长率为 2.63%，是相对最低的；在 2001-2010 年期间，智利 GDP 年均增长率
为 4.25%，是相对最高的，墨西哥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50%，是相对最低的；在
2011-2020 年期间，智利 GDP 年均增长率为 2.13%，是相对最高的，阿根廷 GDP
年均增长率为-0.62%，再次出现负增长。
437
表 29-2 拉美四国不同期间的 GDP 年均增长率（%）
期间 墨西哥 巴西 智利 阿根廷
1961-1970 年 6.76 7.44 3.70 3.39
1971-1980 年 6.71 8.67 3.12 2.78
1981-1990 年 1.93 1.67 3.10 -0.71
1991-2000 年 3.48 2.63 6.30 4.16
2001-2010 年 1.50 3.71 4.25 3.67
2011-2020 年 1.33 0.30 2.13 -0.62
1961-2020 年 3.63 3.87 3.87 2.21
注：根据图 29-13 的数据来源计算而得。
而从 1961-2020 年期间看，智利和巴西的年均 GDP 增长率均为 3.87%，墨西
哥为 3.63%，阿根廷为 2.21%。总的看，智利经济增长呈现的是先低后快的趋势，
而巴西经济增长呈现的是先快后慢的趋势。在此期间，墨西哥的经济增长速度位
于智利和巴西之后，而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对最低的。
第四节 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关系的理论分析
虽然拉美国家的经验并没有表明人口老龄化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有必
然的关系，但是可以证实的是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潜力的下
降可以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
风险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一、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有关风险因素的分析
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
面临的基础条件、环境及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动
力机制与实现方式也是不同的。只有充分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才能及时正确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
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当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应充分认识到
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及时选择与实施正确的应对策略是至关重要的，
否则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发展成为中等收
入国家后，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如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将发生深刻变化。在低收
438
入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中，经济中一般拥有相对丰富
的原始资源，未受污染的自然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相对缺乏的主要是投
资与技术。因此在低收入阶段中，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低劳动力成本
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增长动力的约束主要来自生产性要素投入的不足，经济表现
为供不应求，即供给约束。
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消费需求趋于多
元化、复杂化，经济增长的约束转向需求方面，即表现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
作用进一步加强。然而，此时的需求的成长性并不单纯取决于收入因素，更重要
的是取决于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复杂的高级需求不同于人的初级的基本需求可
由人的本能产生，而是与更多的高科技产品有关。这种复杂的高级需求，更多地
是需要供给方面创造出来，即经济增长的机制转向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其中，
创新能力成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何通
过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关键。
其次，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发生深刻变
化。在经历初级阶段的长足发展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
件与重大影响因素都将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及人口等
重大基础性影响因素将发生明显变化。具体表现为长期依赖的重要资源的稀缺性
提升，人力成本显著提高，资源环境的可承受力明显下降甚至到尽头。因此，在
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成为不可持续，能否成功实现经济社会转
型成为关键性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这是以消耗大量的资源与能源，
以及严重牺牲生态与环境为代价的。作为人口大国，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
人均经济与资源水平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转变发展方式的势在必行。因此，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的
深刻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显著增强。
第三，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社会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在低收入阶段
中，相对多数人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大，利益冲突与矛盾相对不显著。然而
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没有进行及时改革有关制度与体制决定
了，到实现中等收入阶段后的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利益格
439
局的冲突性显著增强，一些人的心理严重失衡。由此导致中等收入阶段的各类经
济社会矛盾冲突加剧。
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二
元经济结构没有显著改善，行业垄断、不公平竞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长期积累
的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经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广泛存在，既抑制扩大内需的
实现，同时也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均
衡性及稳定性成为当务之急。
第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结构出现深刻变化。低收入阶段与低劳动力
成本相对应，而相对低的人力成本有增加劳动供给的激励。然而，随着收入的增
长及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发生变化非常普遍，少生甚至不生的观念增加。而
健康水平的提高显著延长了人的预期寿命。因此，低生育率、低死亡率成为必然
趋势。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显著增加了经济社会负担。人口既是基础性生产要素，
又是决定经济总需求的消费者，因此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必然对供给与需求两方
面都有深刻影响，从而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
以往中国劳动力数量丰富、工资成本低廉，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基
础与有利条件。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力稀缺性不断上升的时代，
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正在失去。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
影响将是深刻的，产业发展模式、贸易比较优势、企业用工成本、劳动力流动性、
养老负担及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将深受影响。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
人口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以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宏
观经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特点的贸
易比较优势，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出口结构，都与中国曾拥有数量丰
富、工资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密切相联。进入 21 世纪后，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稀缺性显著上升，经济社会负担不断增加，原有发展模式
的人口环境基础被深刻改变，由此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都将产生系统性的
重要影响。特别是容易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如在就业方面出现劳动力结构
性短缺与就业困难并存的局面。即，一方面经济中需要大量高质量、训练有素的
劳动力而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因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条
440
件要求而无法实现就业。
二、在老龄经济中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活力至关重要
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活力，是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发展的核
心性问题。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在
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长期的动力与活力。2008 年以来欧洲一些国家
及包括美国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并伴随诸多严重的经济问题，虽然具体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是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不足
以支撑其庞大的消费支出与公共开支，长期入不敷出，经济增长不能满足发展需
要的结果。实践证明，实现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是解决经济社会主要矛盾与问
题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长一旦失去动力与活力，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陷
入矛盾冲突加剧的境地。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系统性的不利影响，从而增加了人口老龄化条
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难度。要从理论上明确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首
先需要明确经济增长的动力泉源。经济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来自供给
与需求两方面的力量。其中，供给方面的生产能力是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基
础，而需求水平决定生产能力的释放程度，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关系状况将决定经
济的最终产出水平。
在一定的短期内，需求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在市场经济中,生产
者主要不是依据生产能力决定生产水平，而是依据需求水平并结合成本核算，按
利润最大化安排产量。在生产能力可及的范围内，需求水平越高，生产能力的释
放量越大，实现的产出量越多。然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生产能力
是决定产出水平的基础性因素。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最终是来自生产能力不断提
高。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归根到底是生产能力的巨大差异。
生产能力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生产能力越高，供给满足需求的
能力越强。其次，生产能力提高而导致投入产出率提高，是经济收入增长的根本
性源泉，是从根本上提升需求水平的重要基础。第三，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供给
创造需求，拓展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的重要基础，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根本途径。保持经济增长具有强劲的动力与长期的活力，关键就在于不断提高生
441
产能力。
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的影响，主要归结为人口老龄化对
生产能力及需求的影响。由于生产能力在总体上体现为资本、劳动及技术的综合
能力，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生产能力的影响，体现为对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及技
术进步的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总需求的影响，体现为对消费、投资及出口的影
响。
三、中国不能成为消费型国家，而务必保持为生产型国家
人口老龄化降低国民储蓄率，不利于提高实体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水平。无论
是怎样的养老方式与保障制度，养老的本质都是老年人口分享当期劳动力的生产
成果（产品及服务）。在实体经济中，如果养老水平不变，老年人口比重越高，
意味着老年人口分享当期生产成果的比例越高；相应地，在当期生产成果中可用
于投资的比例相对越小。其效应对宏观实体经济的意义是：国民储蓄率（投资率）
下降，消费率上升。国民储蓄是投资的源泉，因此国民储蓄率下降意味着投资增
长潜力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结论已在日本、意大利等已经
进入高度老龄社会的国家得到验证。国际数据经验表明，进入高度老龄社会国家
的经济增长处于长期乏力状态，与这些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有密切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深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变经济资源配置关系，而其影
响的资源配置方向是转向“消费型”。即，个人一生的收入中养老费用将占有更
大的比重；家庭要为其成员的养老支付更多的财富；企业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养老
金；政府要不断提高养老及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整个社会要为老年人口提供更多
的资源。总之，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最终可归结为：越来越少的劳动力供养越
来越多的非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果用于消费，增加经济社会负担，降
低经济增长潜力与活力。
第五节 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经济的风险性分析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及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性。因此，需要充分估计人口老龄化对
中国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影响，及早制定与实施应对措施。
442
一、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经济增长潜力主要由资本、劳动及技术三方面因素综合决定。从长期来看，
人口老龄化将减少中国实际从事生产活动的“生产型”人口，而大量增加“消费
型”人口，导致实体经济中的储蓄率下降、消费率提高。资本积累与劳动力供给
的能力下降，将对长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增加经济社会转型难度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在中等收入阶段发展的适
当时期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然而，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转型的实现。其中表现为，
人口老龄化增加转变增长方式与调整产业结构的难度。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与中国的资源结构及人口结构紧密相联。在以往劳
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缺乏的背景下，资本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约束性资源。
此时的劳动力资源如同“蓄水池”中的水，只有当资本这块可吸水的“海绵”投
入到经济中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才能被吸纳到相应的经济中，劳动投入增加才
得以实现。因此，在资本为主要约束性资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通常与投资增长
密切相关，即经济增长表现为投资拉动型。对中国 GDP 与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不仅在两者的总量之间，而且在增长率之间均表现出比
较高的相关性。因此，把以往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称为投资拉动型是恰当的。
中国出口模式的形成同样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特点有重要的关系。在中国出
口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是主导性的出口产业。这是由中国劳动力数量
丰富且人工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也是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动
力之一的主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曾拥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终将失去，劳动力稀缺性提
高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由此而将影响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
为主导的出口结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人口老龄化所具有降低资本
积累水平的效应，同时也增加资本资源的约束性，从而使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的动力减弱。因此，在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条件下，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将
难以为继。然而，人口老龄化在增加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紧迫性的同时，也增
加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与复杂性。
443
三、人口老龄化增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难度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经济转型，需要提高技术进步水平、实现产业结构
升级、实现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特别需要实
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需要以实现技术创新、提高劳动力质量、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与培训、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基础。对此需要有大量的相关人力、
物力投入为支持。上述的需要是增加对高质量、训练有素劳动力的需求，而趋于
老龄化的人口结构是实现上述条件的严重障碍。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增加经济社会
负担，占用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直接或间接制约相关投入的增长，增加了提高
劳动力质量的难度，也增加劳动力流动性的难度，从而增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
难度。
人口老龄化增加产业与企业转型成本。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稀缺性提高，增
加了产业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方向转变的动力。然而，产业转型需要付出巨大
的转型成本。如果企业不能承受转型成本带来的冲击，企业将在竞争处于不利地
位甚至被淘汰。人口老龄化增加经济社会负担，最终要由企业与劳动者承担。企
业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及向社会保障系统支付更多的费用，不利于企业提高竞
争力，增加企业转型成本与难度。
人口老龄化增加劳动服务型产业发展的难度。人口老龄化导致增加对护理、
照料等人工服务的需求。经济中并非所有的产业都适合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的
方向转变，而是存在着大量的对纯人工服务的需求。劳动服务型产业对解决就业、
增进社会福利及稳定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劳动力数
量减少将导致劳动力供给趋紧，显著增加对劳动服务型产业发展的约束。
第六节 应对人口老龄化防“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关对策
应对人口老龄化，防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是单纯的老龄事业
或社会保障事业范围内的事情，而是需要从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展开积极而有效的
全面应对。应对措施必须及早制定并有效实施，否则一旦进入人口老龄化严重时
期再仓促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困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风险将转为现实 。
444
一、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
认识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单
纯的社会问题，不是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真正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
是加强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的前提。
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首先要求解决好经济发展本身的问
题。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出口结构，缩小城乡差别，
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等，都有助于克服或减弱人口老龄化
的不利影响。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解决经济发展本身问题的过程中不必顾及人口
老龄化的问题。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就是要把人口老龄化作为影响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要求根据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在经济领域采取必要的应
对措施。例如，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特点，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形势，
对劳动力的稀缺性，对资本积累的影响等多方面问题进行评判，以适时适度采取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投资结构、制定促进劳动力转移与流动
的政策等措施，使经济政策的制定与企业发展的决策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即需要
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把人口老龄化因素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因势利导，
防范未然。
二、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是长期战略性选择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充分证明了，保持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在于不断
提高技术进步作用的水平。因而，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是在人口老
龄化情况提出的新观点。如何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是全局性问题，涉及的
问题十分广泛而复杂，而从人口老龄化角度谈论促进技术进步的意义是：首先，
人口老龄化因素进一步增加了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其
次，明确了人口老龄化是妨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便依靠技术进步有针
对性地克服或减弱人口老龄化的不利效应。第三，需要明确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
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效应，从而明确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长期
战略性选择。
445
三、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与培训
推动技术进步的最根本渊源在于提高人力资源与劳动力的质量。在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全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劳动力质量，是
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另外，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效应是劳动力的相对减少，
克服这种效应的一种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提高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效率。这
些都需要以提高劳动力质量为基础，而提高教育水平是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措施。
因此，从长远来看，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建立终生学习与教
育的机制，将有利于个人职业转型、企业用人选择、劳动力流动，从而有利于克
服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中国的国情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同时大量富余劳动力主要在
农村。因此在目前的短期内，重点要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及职业培训教育。而从
长期趋势方面看，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对高素
质劳动力的需求将不断提高。现行的大量富余的农村劳动力难以满足对高质量劳
动力的需求。因此，如何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基本素质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四、积极促进人口流动
未来经济的发展将导致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缩小。相应地，人口流动性
随经济收入差异缩小而减弱。届时，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乃至养
老所需要的相关劳动力，不是可以用高价买得到的。因此，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
如何加强劳动力的流动性，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特别是跨区域的流动是非常重
要的问题。为此，要及早制定加强不同地区之间人口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政策，
由此涉及区域经济政策、户籍与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的改革问题。
五、务必保持中国为“生产型”国家而非“消费型”国家
发展实体经济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然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发
展生产力。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国际经验已经表明，
从长期来看，高度的老龄化与低储蓄率、低投资率和高消费率相伴随的，是导致
经济增长潜力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实体
经济的国民储蓄率存在趋于下降的内在动力机制。
446
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将使中国储蓄率
下降的趋势。为保持有必要的投资增长，不适宜把高消费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长
期战略选择。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适用于现实的短期中国经济。
要不断改善消费结构，倡导“绿色消费”。消费的实质就是消耗。如果消费
的增长主要来自对物质产品消费的增长，则意味着消费的增加即是对物质资源消
耗的增加，从长期来看这将降低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在扩大消费的
过程中还必须要注意消费结构的转型，即要从主要依靠物质产品消费的增长，不
断转向主要依靠非物质产品消费的增长。这是对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出的更
高要求。
六、提高退休年龄，逐步建立老年人口就业的机制与市场
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的最终效应将是劳动力稀缺性相对乃至绝对提高，
经济中的劳动投入增长率将相对乃至绝对下降。因此，在注重提高技术进步和资
本投资增长的同时，充分利用老年人口资源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需要考虑
建立老年人口就业机制的问题。
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就其个人来说是长期性和系统性的问题，而老年人口
的就业具有相对短时性和临时性的特点。事实上，在很多的情况下老年人口的就
业是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所不及之处，也就是弥补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空缺，
而不会与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产生系统性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老年人口的就业与
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具有互补性。同时，老年人口以往从业经验的传授，有时也
可起到提高在职劳动力就业的能力，降低劳动力培训成本的作用。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建立老年人口志愿性就业的机制，即为一些愿意充
当志愿者的老年人口提供必要的条件。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口就业只是出于精
神需求，而非为经济利益。
在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口资源，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建立老年人口就业的机制与市场，是需要继续
深入研究和不断实践的问题。
提高退休年龄以扩大劳动力资源的数量基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
施。然而，提高退休年龄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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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及资本投入。模拟测算结果表明，单纯增加中国劳动力供
给数量并不能明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提高退休年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
义：
一是，减缓劳动力总量减少速度，以此减弱对劳动力稀缺性提高的预期，有
利于防止因非经济效益提高因素导致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应
主要由经济效益提高而实现。否则，企业成本额外增加将不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
二是，缓解社会保障负担，减缓人口供养比过快下降，减轻“少子化”情况
下的家庭负担。虽然中国劳动力总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社
会保障的影响以及劳动力供养负担的影响是显著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与老年人
口数量的增加，就是对社会保障贡献的人减少，分享的人增多。扩大劳动力资源
规模有助于增强社会保障的重要基础。
三是，缓解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务性产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中国经济
发展将对劳动力保持旺盛的需求。即使在高度发达的高科技社会，技术也不可能
完全替代人工劳动。如对老年人的身体照料、心理疏导及精神抚慰等需求不是技
术能够替代的。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对人工劳务性服务的硬需求。提高退休年龄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能力，对促进必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特别
是劳务性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劳动力稀缺性、国民储蓄、增长
方式及经济社会负担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刻的、系统性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
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陷入“中等
收入陷阱”的风险。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更不
是单一性的养老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效应，不仅需要在社会方面，同样需要
在经济方面全力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