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
第十四章 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红利的概念与度量
宏观经济中的国民储蓄对投资乃至对经济增长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
国民储蓄同人口结构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国民储蓄同人口
结构有内在的关系，那么就意味着国民储蓄是难以通过政策因素被改变的。在本
章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理论模型和实际统计数据，都支持国民储蓄与人口结构有
内在关系这一结论。本章主要对中国的国民储蓄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如涉
及对中国储蓄之谜问题、国民储蓄率的实际计算、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等问题的分析，并对“人口红利”的概念进行定量表示，
以及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等有关问题。
第一节 国民储蓄率的计算及中国储蓄之谜问题
一、国民储蓄率的计算公式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采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的计算公式，国内生产
总值有下面的表达式：
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4-1）
在（14-1）式中，最终消费支出是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因此，（14-
1）式中的最终消费支出的意义，等同于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居民消费 C 与政府支
出G 之和。 如果以
Y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C 表示最终消费支出（注意这里的 C
与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居民消费 C 的意义有所不同），
I
表示资本形成总额，
IM
EX
表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EX
表示其中的出口，
IM
表示其中的进口，
则（14-1）式可以表为下面的表达式：
IMEXICY
（14-2）
于是，国民储蓄 S 为下面的表达式：
IMEXICYS
（14-3）
由于
Y
S
s 为国民储蓄率。因此，国民储蓄率的一种计算公式为：
Y
IMEXI
Y
CY
Y
S
s
（14-4）
258
（14-4）式表明，国民储蓄率可用支出法 GDP 与最终消费支出的差值，同支
出法 GDP 的比率得到估计；或者用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和，同支
出法 GDP 的比率得到估计。因此，（14-4）式就是国民储蓄率的计算公式。
二、中国国民储蓄率的计算及结果分析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的数据及公式（14-4），便可计算出 1978-2020
年期间的中国国民储蓄率的结果，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14-1。为了便于展现表 14-
1 数据的变动趋势情况，图 14-1 是根据表 14-1 的数据绘制的曲线图，数据样本
区间为 1978-2020 年。
表 14-1 1978-2020 年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计算结果）
年份
国民储蓄率
年份
国民储蓄率 年份
国民储蓄率 年份 国民储蓄率
1978
38.1 1989
36.0 2000
36.1 2011 49.4
1979
36.3 1990
36.7 2001
37.8 2012 48.9
1980
34.6 1991
38.1 2002
38.8 2013 48.6
1981
33.4 1992
40.2 2003
41.9 2014 47.7
1982
33.6 1993
41.5 2004
44.6 2015 46.3
1983
32.7 1994
41.5 2005
45.7 2016 44.9
1984
34.3 1995
40.7 2006
47.5 2017 44.9
1985
35.0 1996
39.7 2007
49.1 2018 44.7
1986
35.2 1997
40.1 2008
50.0 2019 44.2
1987
37.3 1998
39.3 2009
49.8 2020 45.7
1988
38.0 1999
37.1 2010
50.7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表 3-10 的数据计算。
从图 14-1 可以看到，在 1978-2020 年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没有低于过
32.7%的水平，而在绝大多数年份是处于 35%以上的高水平之上。在 1978-2010 年
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呈现显著的波动性不断升高的趋势。特别是在该期间的
2000-2010 年时间段内，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到 2010 年
达到 50.7%，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储率的最高值。
259
图 14-1 1978-2020 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计算结果。
数据来源：同表 14-1。
从图 14-1 展现的总体情况看，1978-2000 年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处于
明显波动的状态。1983 年的国民储蓄率为 32.7%，是改革开放期间国民储蓄率的
最低值。到 1994 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上升至 41.5%，这是 2000 年之前期间的相
对最高值。2000 年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出现了持续 10 年的一致性上升的趋势，
即从 2000 年的 36.1%持续上升至 2010 年的 50.7%，即在此期间提高了 14.6 个百
分点。对 2000-2010 年期间的中国的国民出率持续上升的趋势，使中国储蓄问题
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称之为“中国储蓄之谜”（Chinese Saving
Puzzle）。
然而，在 2010 年以后，中国的国民储率出现了连续下降的态势，2019 年下
降到 44.2%，2020 年小幅回升到 45.7%。虽然 2010 年以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
下降趋势，但是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论怎样，2010 年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的
“拐点”性年份，对此图 14-1 展现的曲线情况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而在后面
的数据图中可以看到，人口结构的“拐点”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均出
现在 2010 年。可见，2010 年对中国经济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三、关于“中国储蓄之谜”问题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伴随着经济增
长的过程，国民储蓄率不断上升，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已成为自改革
开放以来三十多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尽管多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多方
260
面的旨在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措施，试图扭转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驱动
的状况，但是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基本局面始终没有显著改变。长期存在的中
国高储蓄率现象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中国储蓄之谜”。如何解释中国的高储蓄
率现象，不仅是经济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及政策选择的重要
问题。
事实上，即使 1983 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 32.7%，是 1978 年以来中国的国
民储蓄率的最低水平，但是同国际情况相比较，依然是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水平。
为此，图 14-2、图 14-3 和图 14-4 分别展现了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的
国民储蓄率的数据情况。
图 14-2 1970-2020 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21 年数据库。网址：
https://api.worldbank.org/v2/zh/indicator/NY.GNS.ICTR.ZS?downloadformat=excel。
图 14-3 1971-2020 年德国的国民储蓄率（%）
数据来源：同图 14-2。
20.4
19.2
13.7
23.8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1.8
27.2
26.1
18.0
29.0
15.0
17.0
19.0
21.0
23.0
25.0
27.0
29.0
31.0
1971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61
图 14-4 1996-2019 年日本的国民储蓄率（%）
数据来源：同图 14-2。
可以看到 1970-2020 年期间，美国的国民储蓄率在 13.7%至 23.8%的范围，
德国 1971-2020 年期间的国民储蓄率在 18%至 29%的范围，日本 1996-2019 年期
间的国民储蓄率在 23.7%至 31.6%的范围。可见，中国的国民储蓄率的最低值都
高于这三个国家的国民储蓄率的最高值。因此，从国际上的有关国家的国民储蓄
率相比较，自 1978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一直处于高储蓄的状态，只
是 2010 年以后中国的高储蓄情况有所缓解。
第二节 中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人口结构“拐点”的重合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与人口结构的“拐点”均出现在 2010 年
图 14-5 是 1979-2020 年期间中国年度 GDP 增长率曲线。从图 14-5 可以看
到，从经济增长趋势形态方面看，2010 年将中国经济增长形态分为特征鲜明的
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 1978-2010 年期间，第二阶段是 2010-2020 年期间。
第一阶段是中国经济呈现出显著波动性的高速增长阶段。此阶段时间为 32 年，
中国 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10.1%，此期间的中国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的国家。第二阶段是中国经济呈现持续下降的阶段，此阶段时间为 10 年。2010
年既是第一阶段的末年，也是第二阶段的起始年。
28.8
27.5
31.6
23.7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62
图 14-5 1979-2020 年中国年度 GDP 增长率曲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表 3-4。
在第二阶段期间，即在 2010-2020 期间，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下降至 6.8%，
比第一阶段的 GDP 年均增长率下降约 3.3 个百分点，降幅是非常显著的。对此可
见图 14-5 所表现的情况，即 2010 年后的曲线几乎是一致性下降（仅 2017 年除
外）的。从 2011 年起，中国 GDP 年度增长率出现了持续性下降的情况。特别是
在 2012 年之后，中国年度 GDP 增长率开始进入低于 10%的区间。可见，从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大趋势上看，2010 年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趋势转变的
“拐点”的年份。
从图 14-5 可以看到，2019 年中国年度 GDP 增长率下降至 6%，2020 年进一
步下降至 2.3%。2020 年中国年度 GDP 增长率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因为 2019
年底开始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萎缩的结果，中国经济也深受其影
响，但是这一结果并不体现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潜力。在 1992-2000 年期间，
中国年度 GDP 增长率也曾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但是这是在高速经济增长情况下
的下降，是防止经济过热而有意为之的结果，是从 14.2%的高位 GDP 年度增长率
下降至 7.7%。因此 1992-2000 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同 2010-2020
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二者是很不相同的情况。
图 14-6 展示的是 1982-2020 年期间中国 15-64 岁人口比重曲线情况。从
1982 年作为图 14-6 中曲线的起始年份，是因为 1982 年是中国人口普查的年份，
263
数据的可靠性相对更高。从图 14-6 可以清楚地看到，2010 年恰好也是中国 15-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拐点”的年份。
图 14-6 1982-2020 年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曲线（%）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表 2-4。
在图 14-6 中，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及 2020 年，都是中国
进行人口普查的年份。根据图 14-6 的显示，在 2010 年之前，中国 15-64 岁劳动
年龄人口比重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具体地说，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
口比重，1982 年为 61.5%，1990 年升至 66.7%，2000 年升至 70.1%，2010 年升
至 74.5%，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其中，2010 年中国 15-64 岁劳动年
龄人口比重比 1982 年高出 13 个百分点。然而，2010 年后中国人口结构出现了
拐点性变化，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下降，且这种下降是持续性的。
到 2020 年，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至 68.6%，即在 2010-2020 年
期间，该比重下降了 5.9 个百分点。
图 14-6 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人口红利”状况的一种直观体现。即，在 1982-
2010 年期间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总体上是持续上升的，即 2010 年中
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比 1982 年高出 13 个百分点。这表明在此期间中国
劳动力资源是非常显著地不断增加的状态，表明劳动力的稀缺性在此期间是不断
下降的。劳动力资源不构成经济的约束条件，使得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增长
的情况。因此，在劳动力供给非常充分的“人口红利”背景下，经济增长表现为
投资拉动型。
264
二、中国出现三个“拐点”的时间是相同的
根据上述情况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了 30 多的高速经济
增长出现的“拐点”、国民储蓄率的“拐点”及“人口结构”的“拐点”，三个
拐点均出现在 2010 年，这是一种巧合吗？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对改革开放后
的前 30 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原因的探究。或者说，需要回答是
什么因素导致了 1978-2010 年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毫无疑问，成功地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可以说是位居首位的重要因素。
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使劳动者的积极性
得以释放。然而，政策层面的因素并不是这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改革开放的政
策固然很重要、甚至是首要性的问题，但是政策主要解决的是什么“可以干”和
什么“不可以干”的问题，是属于决策层面的问题，如果仅是停留在政策层面认
识中国实现快速增长的原因则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任何的经济增长，最终都
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才能实现。
因此，从生产要素的层面探究经济增长的来源，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因
为这种探究不仅可以对经济增长来源及方式进行识别，而且还可以得到如何有效
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与问题。
三、中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基于上述的道理，下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主要是从生产要素层面
展开的。从生产要素层面看，目前学界持有的一种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前 30
年，即主要是 1980-2010 年期间，中国拥有的数量巨大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是此期间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这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状况，
学术上称此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获得了“人口红利”。如蔡昉（2020）认为：在
改革开放以来的前 30 年里，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一个有利于增长的人口
转变过程，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确切内
涵是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然而，在深入解释这一概念之前，有必要先来识别改革
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
265
事实上，经济增长必然是来自多方面的生产要素投入的综合成果，并非是由
单一性要素决定的。中国拥有数量巨大而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自动实现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需要劳动要素同资本、技术等要素相结合。而
由于不同生产要素的作用不同，稀缺性不同，因此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模式的
特征，甚至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都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在现实经济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通常与其所处的自
然资源条件及人口状况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在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拥
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是总体上资本严重不足、技术水平较低。这种资
源格局意味着，对经济增长的主要来自资本与技术方面的制约。而在此阶段的过
剩的劳动力资源，就如同“蓄水池”中的水，只有当资本这块可吸水的“海绵”
投入到经济中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才能被吸纳到相应的经济活动中，由此实现
经济增长。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密切相关，即经济增长呈现
显著的投资驱动特征。同时，数量丰富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成为显著的比较
优势，由此决定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同时具有显著的出口拉动特征。即以投资和
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形成，是以中国曾拥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为基
础的。
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殊性，体现为投资对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均有重要
的影响。在需求方面，投资是经济总需求的重要部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之一。在供给方面，投资是资本积累的源泉，是提高产出能力的基本手段，
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重要基础。这些理论上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
通过中国相关的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到验证。
四、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数据的历史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投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投资拉动”成为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事实可以
用中国统计数据的经验得以表现。即，数据经验表明，在中国经济总量与投资总
量之间，以及在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率与投资总量增长率之间，都有着非常高的相
关关系。
首先看图 14-7 展现的情况。该图是 1978-2020 年期间中国 GDP 总量与全社
266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数据曲线图，数据按可比价计算，并经数据标准化处理。
可以看到，两条曲线的相似度是很高的。计算结果表明，图 14-7 中的两个时间
序列数据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99。
图 14-7 1978-2020 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 GDP 总量数据曲线
（经数据标准化处理）
数据来源：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然而，不难发现，在图 14-7 中两条曲线相似度很高的部分，主要是出现在
1978-2010 年期间。可以明显看出，两条曲线在 2017 和 2018 年两年之间的有明
显较大的差距。
其次看中国 GDP 与投资在增长率层面关系。图 14-8 是 1979-2020 年期间中
国 GDP 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数据曲线图，同样是按可比价计
算，并经标准化处理
①
可以看到，在 1979-2020 年期间，在 GDP 增长率与投资增
长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趋同变动趋势。按可比价计算，1978-2020 年间中国
GDP 增长率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 0.735，在增长率层面有
这样高的相关系数，的确表明经济增长和投资有密切的关系。
①
这里中国 GDP 增长率与投资实际增长率均为按可比价（剔除价格上涨因素）计算的增长率，其中投资
价格减缩因子采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品价格指数。
267
图 14-8 1979-2020 年中国 GDP 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数据来源：同图 14-7，按可比价计算。
由图 14-8 还可以看到，在 1979-2008 年这段期间，中国 GDP 增长率与投资
增长率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几乎完全趋同的变动趋势。而在 2009 年后，中国
GDP 增长率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不一致性。这
表明在 2009 年后中国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出现了变化，进入 2010 年
后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不一致性更加明显。这实际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一
种重要预示。而促使中国经济转型的原因，除了和当时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2008
年发生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引发持续多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关外，也同中国已
经处于人口结构开始显著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的关系
一、中国经济增长、国民储蓄与人口结构的数据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在 1980-2010 年的 30 年时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
式可以归结为投资驱动型。而投资来源于储蓄。因此，下面进一步考察在此期间
的投资与储蓄的关系是怎样的。重点是考察两个问题，一是 1980-2010 年期间的
中国投资增长是否同国民储蓄率变动有关，二是 2010 年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出
现持续性下降，是否同国民储蓄率的变动有关？
从前面的图 14-1 可见，2010 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达到最高值的，之后呈
现持续性下降，这种情况是和中国 GDP 增长率在 2010 年出现拐点性下降的趋势
268
是完全一致的。现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在国民储蓄率和人口结构之间在数
据方面有怎样的关系？
为此，图 14-9 是将中国 1982-2020 年期间的国民储蓄率曲线，同 15-64 岁
人口比重曲线，两条曲线放在一起的图示，以便观察两条曲线的变化趋势。两条
曲线的数据均经过了标准化处理，由此可以方便地在一个图中比较两条曲线的形
状。从图 14-9 可以看出，两条曲线有相似度很高的相同变化趋势。特别是在 2010
年两条曲线均出现“拐点”，即两个条曲线均在 2010 年达到最高值。而在此之
后，两条曲线保持了基本相同的下降趋势。用计量经济方法，对两个时间序列数
据进行相关系数计算的结果表明，相关系数为 0.898。这表明二个时间序列数据
之间的相关性是很高的。
图 14-9 1982-2020 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和 15-64 岁人口比重数据曲线
注：数据经标准化处理
以上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拐点，国民储蓄率的拐
点，同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拐点，基本是同步出现的，即均出现在 2010 年。这
是一种巧合，还是国民储蓄率同人口结构的确有内在的关系？如果国民储蓄率同
人口结构的确有内在的关系，则意味着以往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和人口结构有关系
的。其基本的逻辑关系是，经济增长同投资有关，投资同国民储蓄有关，国民储
蓄同国民储蓄率有关，而国民储蓄率同人口结构有关。可见，按此逻辑最终可以
归结为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不是说此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同
269
“人口红利”有关？如果可以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口红利的确有非常重要的关
系，那么如何延续人口红利就成为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二、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内在关系的公式
事实上，现行的人口红利是基于人口数量的角度考察劳动力与经济增长关
系而认识的。即，现行的人口红利的含义是指劳动力数量相对快速增长而形成有
利经济增长的一种人口结构。对此，这实际是基于人口数量视角下的人口红利为
传统意义或一般意义的人口红利。下面具体构建体现经济增长与人口结构关系的
数学模型，以此可以在通过数学表达“人口红利”的经济学意义。
1．基本理论
现代宏观经济增长理论表明，资本积累是决定一定经济区域（国家或地区）
总产出增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资本积累的增长来自投资增长，投
资增长受制于国民储蓄率。因此在经济学中，国民储蓄率的水平通常被视为体现
一定经济区域经济增长潜力的指标。
国民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关系式表示。设
Y
表示一定经
济区域的总产出量（如 GDP），
K
表示资本存量，
L
表示劳动投入。根据生产函数
理论，
Y
是
K
和
L
的函数，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表现为下面的形式：
),( LKFY
（14-5）
总产出
Y
分为总消费C 和总投资
I
，即 ICY
。其中，总产出
Y
中用于投
资的比例为
s
，即
s
就是宏观经济意义的国民储蓄率。总投资
I
为资本存量关于
时间变化的增量，在数学上等于资本存量关于时间的导数
dT
dK
，其中
T
表示时间。
总投资
I
由下面的关系式决定：
KYs
dT
dK
I
（14-6）
在（14-6）式中，
为折旧率。
（14-5）式和（14-6）式表明，除国民储蓄率
s
之外，如果关系式中的其他
变量均保持不变，则国民储蓄率
s
将决定总产出
Y
的水平。其逻辑关系是：国民
储蓄率
s
提高，将导致总投资
I
的水平提高，进而导致资本存量
K
提高，即生产
函数中的
K
提高，由此导致总产出
Y
增加。可见，只要能够建立起国民储蓄率同
270
人口结构的关系，就能建立起总产出同人口结构的关系，也就是建立经济增长与
人口结构的关系。
2．国民储蓄率与人口结构关系的公式
在经济学中，国民储蓄是总产出用于消费后的剩余部分。由于C 为总消费，
因此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或假定视该经济区域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经济
体），国民储蓄 S 的表达式为：
CYS
（14-7）
需要强调的是，现实经济中的实际产出一定是供需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产出一定是由生产方面生产出来的，但是生产者的实际生产量是依据需求
情况决定的。或者说，需求只是影响生产者对产出数量和结构的决策。因此，需
要明确（14-7）式是体现需求方面的关系式。其中（14-7）式中的产出
Y
是由生
产方面决定的，即由（14-5）式决定的。而在（14-7）式中需求者（消费者）决
定的是消费水平C 。因此，储蓄 S 是需求方面（或说是支出方面）决定消费 C 后
的剩余。储蓄 S 提供给生产方面由此形成生产性投资。
国民储蓄率
s
是国民储蓄与总产出的比值，即
s
可以表示为下面的形式：
Y
CY
Y
S
s
（14-8）
总产出
Y
是来自生产者的成果。设生产出
Y
的经济体中的劳动力数量为
L
，
劳动力的人均产出水平为
y
，则总产出
Y
可以表示为下面的表达式：
yLY
（14-9）
假设劳动力的人均消费水平为
L
c ，因此劳动力的总消费
L
C 为下面的表达式：
LcC
LL
（14-10）
假设该经济体中的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为
R
c ，老年人口数量为
R
，因
此老年人口的总消费
R
C 为下面的表达式：
RcC
RR
（14-11）
假定只考虑该经济体中的劳动力群体和老年人口,暂时忽略未成年人口，则
总消费C 是劳动力群体和老年人口这两类人口消费之和，即有下面的关系式成立：
RcLcCCC
RLRL
（14-12）
271
如果考虑未成年人，则未成年人可视为含在老年人口这一部分当中，因为
未成年人在经济行为方面同老年人是一样的，即都是没有经济属性劳动行为的纯
粹消费者。而为了分析的简便性，这里省略了对未成年人的考虑，这样的省略并
不会影响分析的结论。
结合上面的各关系式，将（14-12）式代入（14-8）式可以推导出国民储蓄
率
s
为下面的表达式：
L
R
y
c
y
c
yL
RcLc
Y
C
Y
CY
s
RLRL
111
即
L
R
y
c
y
c
s
RL
1
（14-13）
（14-13）式就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公式。该公式表明在保持劳动力人均水
平不变、以及劳动力和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国民储蓄率是由人口
结构因素决定的。人口结构变量在（14-13）式中是由
L
R
体现的。
第四节 “人口红利”的数学表示及其经济学意义
一、“人口红利”的数学体现
在（14-13）中，
L
R
是老年人口数量与劳动力数量之比，这实际就是体现人
口结构的变量。因此，（14-13）式就是关于国民储蓄率同人口结构关系的公式，
即体现的是国民储蓄率
s
与人口结构变量
L
R
的关系式。而实际上，（14-13）式也
是体现“人口红利”的数学关系式。
（14-13）式的重要性在于，当劳动力的人均产出水
y
，劳动力的人均消费
水平和老年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都不变时，人口结构变量
L
R
便可以决定国民储
蓄率的水平。即，如果劳动力数量增长大于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这时对应的是
L
R
趋于变小的情况，根据（14-13）式
L
R
项前面为负号，由此得到国民储蓄率
s
同
L
R
是反向关系。即
L
R
减少的结果对应的是国民储蓄率
s
提高。进一步地分析可以
272
看到，这种国民储蓄率增大的效应完全是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即
L
R
减少是由于
人口年轻化的结果，即经济中年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大于老年人口的数量增长的结
果。
二、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得到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人口结构变量（老
年人口数量与劳动力数量之比）
L
R
影响国民储蓄率 s ，国民储蓄率 s 影响投资 I ，
投资 I 影响资本存量 K ，资本存量 K 影响总产出Y 。同时，人口结构变化还直接
影响劳动力数量及稀缺性，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也具有直接影响劳动投入进而影响
总产出的作用。对此，可以通过图 14-10 展示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其
中，图 14-10 中的人口结构是以老年人口数量与劳动力数量之比为变量体现的。
图 14-10 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示意图
三、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产生人口红利
利用体现国民储蓄率同人口结构关系的公式（14-13），可以清楚地解释人口
红利的含义。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14-13）式清楚地表明，人口结构变量
L
R
的变动对国民储蓄率 s 有直
接的影响。其次，由于（14-13）式中的系数
y
c
R
始终必然为正，因此国民储蓄率
s 与人口结构变量
L
R
是负向关系。即，若
L
R
增大，则 s 减小；若
L
R
减小，则 s 增
人口
结构
国民
储蓄
率
资本
存量
总产
出量
劳动
投入
投资
273
大。
因此，
L
R
变小，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民储蓄率
s
将增大，而
s
增大即经济增长潜力提高。而
L
R
变小对应的
R
L
增大，即劳动力增长高于老年人
口增长的情况。其经济意义是：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可以只通过提高劳动力在人
口中的占比而实现，并不需要改变经济中的其他条件。这意味着通过人口结构的
变化，就能使经济增长获得“不期而得”、“坐而获利”的效果，这等同于经济增
长获得了意外“红利”。对此，学术上称此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获得了“人口红
利”。
（14-13）式中的
L
R
实际上也是体现人口老龄化或年轻化程度的指标。例如，
如果比值
L
R
是不断提高的趋势，则在现实中主要对应的是老年人口数量增长超
过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情况，与此对应的是人口老龄化。如果比值
L
R
主要是不断下
降的趋势，则在现实中主要对应的是劳动力数量增长超过老年人口数量增长的情
况，与此对应的是人口年轻化。可见，人口红利对应的是人口年轻化的情况。这
表明，人口红利的本质是来自于人口结构年轻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
的一种情况。而这种人口结构年轻化的作用，一是通过提高国民储蓄率而促进经
济增长，二是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而促进经济增长。
上述的效应便是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这意味着经济中除了人
口结构（劳动力数量和老年人口的数量比例关系）年轻化，而其他因素均不变，
即可以得到国民储蓄率的提高，即经济增长潜力提高。这视为是一种“红利”，
是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人口红利”。即，只有人口结构年轻化，经济中的其他
各参数均可以不变，便可以产生提高国民储蓄率的效应，这如同“天赐”经济增
长的动力一样，因此可以视之为“红利”。这是来自于人口结构年轻化的“红利”，
故称为“人口红利”。
第五节 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人口结构与国民储蓄率关系
的问题。对此，（14-13）式实际上已经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体现为国民储
274
蓄率
s
与
L
R
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对应的是
L
R
提高，而由（14-13）式表明，其结
果是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国民储蓄率
s
下降。可见，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
蓄率的影响是内生性的。
一、人口老龄化与国民储蓄率的基本关系与相关条件
（14-13）式揭示了国民储蓄率受到人口老龄化影响的基本关系。当如果仅
是考察两者的基本关系时，需要将其他有关参数或变量暂时视为不变。从（14-
13）式可以看到，国民储蓄率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怎样影响，不仅同人口老龄化变
量本身变化大小有关，而且也同其他有关的参数情况有关。（14-13）式表明，国
民储蓄率同劳动生产率
y
、劳动力人均消费倾向
L
c 、老年人口人均消费倾向
R
c 有
关。
例如，如果劳动生产率
y
是提高的，将对国民储蓄率起正向的提高作用。
因此，在现实经济中如果劳动生产率水平是出于不断提高的状态，则在人口老龄
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也许实际上并不是表现为国民储蓄率下降的情况。即，
实际的国民储蓄率是由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效果决定的，而不是由人口老龄化因素
唯一决定的。
如令
L
R
，则根据（14-13）式有下面的关系式成立：
y
c
s
R
可见，国民储蓄率受到人口老龄化因素影响的大小，是同其他因素如劳动
生产和老年人口平均消费倾向有关的。
二、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负利”效应
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对国民储蓄率产生的负向影响，可以视为是人口老
龄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对此效应可称为“人口负利”。此概念的内涵是与
“人口红利”的内涵相对应的，或者说“人口负利”是“人口红利”的反向效应。
由于
L
R
也是体现人口结构的一种变量，因此利用（14-13）式还可以分析人
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结构变化的效应。现假定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增长慢于老
275
年人口数量增长，因此老年人口数量与劳动力数量的比值
L
R
趋向不断增大。这时
根据（14-13）式，容易得出如果
L
R
增大，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民
储蓄率
s
变小的结论。其经济意义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变量
L
R
趋向增大，因此经济中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化，则经济增长潜力必然趋于下降。而
经济增长潜力的这种下降，仍然是“不期而得”的，是“坐收负利”的情况，也
就是等同于经济增长获得了意外负效应。可见，这里所说的人口负利，本质上是
来自于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一种情况。这一结论表明，
人口老龄化本质上具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而这种机制有两个传导途径：
一是通过人口老龄化降低国民储蓄率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二是通过降低劳动力供
给与提高劳动力稀缺性而不利经济增长。
总之，人口负利的涵义指：当人口结构老龄化时，在其他任何条件都不变
的情况下，国民储蓄率自动降低，而这种降低同样是不期而得的，因此人口老龄
化有降低经济增长潜力的内在机制，称为“人口负利”。 即，（14-13）式中老
年人口数量增速超过劳动力数量增速时，该表达式体现的人口负利的数学表述。
三、人口老龄化主要对应人口负利
简而言之，人口年轻化对应的是人口红利，而人口老龄化对应的则是人口
负利。然而，从人的生命周期视角看，任何的年轻劳动力最终都将成为退休的老
年人。因此，从人类生命周期的时间长度，或从经济的长周期乃至无限的远期看，
在一定时期表现出的人口红利，必然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将出现人口负利。
其道理在于，现期相对多的劳动力终将成为远期相对多的老年人。而由于当前人
类社会主要面临的是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的局面，因此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未来的人
口负利效应或相对更为严重。
21 世纪是老龄经济的世纪，因此在未来的老龄经济中，人口负利是主要的
趋势。但是，这一结论主要是基于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的结果，所谓传统意义这
里指基于人口数量的视角。于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是：传统意义的
人口红利是基于劳动力数量变化的人口结构来定义的，那么是否存在有别于劳动
力数量变化的新型人口红利有待认识和挖掘？这一问题等同于问：是否存在其他
276
视角下的人口红利，如基于人口质量、人口健康的视角？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在
后面章节进行讨论。
四、人口老龄化影响国民储蓄率的间接数据经验
公式（14-13）式表明，国民储蓄率同老年人口比重是反向关系的。因此，
从劳动力的方面看，相应的是国民储蓄率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是正向关系的。这
意味着可以考察国民储蓄率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关系，可以间接得到国民储蓄
率同老年人口比重（人口老龄化）变动的关系。
通过利用 1982-2019 年期间中国国民储蓄率数据，以及中国 15-64 岁劳动
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数据，运用 E-views 计量经济软件对中国国民储蓄率建
立了表 14-2 显示的估计方程。具体地说，表 14-2 是关于中国国民储蓄率同中
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软件估计结果的截图）。
表 14-2 中国国民储蓄率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回归估计结果
表 14-2 所表明的回归方程实际内容如下：
)/1564log(44424.0)]1(log[781855.002211.0)log( POPUPOPUSAVERSAVER
(9.043965) (2.022053)
2
R
(调整)= 0.946901；DW=1.101236；样本期：1982-2019 （14-14）
在回归方程（14-14）中，变量 SAVER 表示中国国民储蓄率，其中
)1(
SAVER
表示滞后一期的 SAVER ， 1564POPU 表示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 POPU 表示
277
总人口，因此 POPUPOPU /1564 表示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其中，回归方程中系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 T 检验值。图 14-11 是实际值与回归方
程计算值的图示，以此可以直观展现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
图 14-11 1982-2019 年中国国民储蓄率回归方程计算值与实际值的图示
从回归方程（14-14）的估计结果和图 14-11 的情况可知，回归方程（14-
14）的判定系数约为 0.94，表明该方程的拟合度是较高的，T 检验值的情况表明
解释变量是显著的。其中，变量
)1(
SAVER
体现的是储蓄惯性因素，而变量
POPUPOPU /1564 体现的是人口结构因素，确切地说是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
由于回归方程（14-14）是对数线性方程形式，由此可知 POPUPOPU /1564
变量前的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是国民储蓄率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
因此根据回归方程（14-14）的实际估计结果可见，在 1982-2019 年期间中国国
民储蓄率对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弹性系数为 0.44424。即，其经济
意义是数据样本期的时期内，中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 1%，则中国
国民储蓄率对应提高 0.44424%。此结果从定量方面表明了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是
278
有利于提高国民储蓄的。
在 21 世纪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主要表现为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同 65 岁老年人口比重都是上升的情况，因此直接考察国民储蓄率同老年人口比
重的关系，其结果不一定是显著的。然而，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的人口结
构已经进入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同 65 岁老年人口比重呈现几乎是一致
性的反向关系。因此，人口老龄化对应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同时对应着劳动年龄
人口比重下降，而通过回归方程（14-14）得到的结果是：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下降时将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因此，可以利用回归方程（14-14）推算未来人
口结构变化下的中国国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
